吴思不谈政治是企业家的生存策略旋风分离器

2022-09-21

吴思：不谈政治是企业家的生存策略

吴思：不谈政治是企业家的生存策略2013-09-15 14:11:12 来源：《中国慈善家》分享到：如果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市场自由度方面的得分是五十一二分，可能10年之内我们能达到六七十分

经济体制改革将前进一大步

当中国经济下行时，失业率会增加，就业越来越成为问题，所以，必须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，当这些在危机、压力之下推动的开放往前走五到十年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就有可能从五十多分涨到六七十分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今年网上比较火的一篇文章是你写的《社会的五级危机及政改预测》，可谓条分缕析地预测了不同力度的改革举措之下，社会的下一步发展态势。就目前新一届政府已经体现出来的改革决心和改革路线图来看，你对中国未来10年的社会发展形态具体有什么看法？

吴思：可能性最大的一条是经济体制改革往前大跨一步。如果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，在市场自由度方面是五十一二分，可能十年之内能达到六七十分。这个得分是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08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，在世界157个经济体的自由度排名中，第一名是香港90分，倒数第一名是朝鲜3分，欧美是80分上下，世界平均水平是62分，中国则是52.8分，还没达到平均水平。

据我预测，当中国经济下行时，失业率会增加，就业会越来越成为麻烦，所以，这方面必须放开，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，因为民营企业能给中国带来80%的就业率。这些在危机、压力之下推动的开放往前走五到十年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就有可能从五十多分涨到六七十分。今年5月份以来，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放开的措施，按这个速度发展，五六年内实现经济自由度达到六七十分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关于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，你有什么预测？

吴思：前不久举行的中美双边会谈中，美国开出了200多项对中国开放的要求，中国开出了100多项对美国的要求，如果这些要求双方都达成一致，就相当于WTO的2.0版。比现在的TPP(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)的水准还高。WTO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促进作用，开放促国内改革。所以未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，会在开放水平再提高一步的条件下获得动力。一个是国内经济下行的动力，一个是开放的动力。中国的经济未来五到十年很可能达到这个水平。我觉得最乐观的是今天体制改革大进一步。

我认为，中国未来发生一二级危机的概率很低，但中小级别危机也许会经常出现，因此，改革可能会发生在风险最小的领域，比如司法独立、基层的选举升格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通过读你的文章，我感觉你是一位强烈关注现实的历史学家，甚至有点像经济学家。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特点？

吴思：我对经济学是一知半解，也就是微观经济学、制度经济学的入门水平。但是，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无非是成本收益分析，寻找一个均衡供给的需求平衡，然后在市场竞争中达到平衡。如果把制度看做一个供给需求，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思路。这些思路都是讨论中国的现状和历史，尤其是成本收益分析，都是简明可靠的分析方式。我只是对这些基本方式比较感兴趣。

血酬定律仍占主导地位

中国无论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，都由权力来决定，而权力分配都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。这就是血酬定律的思路，它在中国仍占据着主导地位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你对中国经济有何看法？

吴思：如果经济出现大问题，由于转型、财政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就随时可能发生。但是，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并不悲观。中国人的勤劳在全世界都有名，而且中国不缺内需，外需也有竞争力，所以，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你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力度是否乐观？

吴思：打个比方说，十分的病应该给十分的药，现在才给了三四分的药。但关键是药给得挺快，而且不断地开药，逐渐积累，走一两年就会乐观起来了。现在肯定还力度不够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你提到的血酬定律还是左右着中国社会运转的一个定律吗？

吴思：我觉得是。血酬定律就是暴力集团用暴力资源获得财富。暴力是权力最基础的部分。如果说现在我们的经济自由度只有五十一二分，与欧美还相差30分，缺的这30分就在于权力分配和暴力分配。这些都在中国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高的份额。中国无论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，都由权力来决定，而权力分配都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。这就是血酬定律的思路，它在中国仍占据着主导地位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这个定律适用于现在的欧美吗？

吴思：适用。但是有一个变化，那就是，在欧美谁是最强者。比如在美国，军队最高司令官是总统，但决定打不打仗的是议会。总统和议会都是全民选出来的，是选民的代理人，选民可以随时更换他们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选民控制了总统和议员，总统和议员控制了军队，那么，在美国暴力最强者就是选民了。所以血酬定律在美国依然有效，只是处在主导层面的主体变成了民众。

不谈政治是企业家的生存策略

民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，解决了中国80%的就业问题，在GDP和税收上的贡献也都超过了60%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，很多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，你认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影响？

吴思：这个问题要根据转型之前、转型之中和转型之后三个阶段分开来谈。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，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成熟的标志。我们目前正处于转型之前的阶段，公民社会发展受到各种限制，会对未来的转型带来风险。但是公民社会的空间比过去大多了，尤其是慈善行业。如果利用所有的空间去发展公民社会，无论对于转型之前、转型之中和转型之后来说，都是非常好的基础性工作，能走多远就要走多远。

社会成功转型之后就是一个民主、法制的国家了，民众要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如果仍然是一盘散沙，表达成本会很高，如果大家请一个代理人游说，就比较合算。所以，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能够分摊公民介入政治的成本，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，使公民介入政治更有效。公民社会应该是公民提高参政效率、降低参政成本的一个手段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在新的技术和旧的秩序之间，存在很大的张力。对于目前的微博反腐，你怎么看待，是不是能增加潜规则的使用成本？

吴思：通过网络技术微博，每个人都可以弄个自媒体。如果事件本身有足够影响力，就会得到广泛传播。媒体不管是潜规则还是政治运作，对于黑箱操作都有强大的抑制对抗能力。现在的互联网、微博等新技术的发展，都是对公民社会的发展，能降低组织成本，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方便。反过来说，对于玩潜规则的人，他们被曝光之后，会引起广泛关注和追究，引来正式媒体介入或者纪委介入，这对于中国弱势群体是个好事。你可以发表观点和传播信息，但分寸之间要有一个把握，这个把握是倾向于权势还是倾向于弱势，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目前，关于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，已经引发了大讨论，你认为民营企业家究竟应该在商言商，还是积极推动社会转型？

吴思：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看，一个是生存策略，另一个是社会角色应该起什么作用。从生存策略来看，企业家如果激怒了官府，影响到企业几百上千人的饭碗，这是不负责任、不明智的行为。但这种生存策略是机会主义，随时可能调整。比如辛亥革命之前，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一直老老实实、唯唯诺诺，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“软弱动摇”。可一旦辛亥革命发生，武昌起义了，民族资产阶级立刻非常热情地投入进去，看不出一点软弱和动摇，坚定地厉害着。

从社会角色层面来说，民营企业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，解决了中国80%的就业问题，在GDP和税收上的贡献也都超过了60%。民营企业家的利益最大化其实是开放市场、公平执法，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权力市场，不是纯粹的市场，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如此之大，所以，我能够理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这种生存策略。

《中国慈善家》：你认为，公益慈善能否成为民营企业家积极发挥社会作用的渠道，通过利用他们的商业智慧和资本力量，推动社会转型、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，先从比较小的领域开始推动。

吴思：慈善从广义上说，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。公共产品可以外包，一旦外包就会出现竞争。扶贫的工作，政府可以做，慈善也可以做，用慈善做可能才花100万，政府做也许要花300万。所以，教育也好，扶贫也好，都可以削减政府的开支，让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去做。企业家做这个很合适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才干提供公共服务，不管是在转型前还是转型后，这都是一个基本方向。企业家做慈善还有第二重意义。做慈善的过程，也是在寻找一种组织、建立一种制度的雏形。通过这个方式，企业家们可以组织起来，一起完成一些公共事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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